开学之前几天似乎漫无边际的慵懒大概起源于那篇对《色戒》的影评，我纵然没有看过《色戒》，读完以后却更提不起兴趣去看它，但这并不代表对影评作者的鄙薄，正相反，恰恰因为惊异于作者的真知灼见，使得我对作者推崇的李安产生了兴趣，算是所谓的“爱屋及乌”罢。
 
    于是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看了《理智与情感》，本来想以《可可西里》作为开学之前的最后一顿大餐，却终究又忍不住把李安的“家庭三部曲”看了个遍，顺序是与制作时间悖行的：《饮食男女》、《喜宴》、《推手》。本来没有精力和闲情再去文字化和系统化观影的感性的直观，却单单又因为在两天内生啃了一本哲学导论而生发出些许小小的感慨，算为这几日看过的“李安系列”做个交待。

    关于《理智与情感》

    如果不是记忆的幻觉，《理智与情感》大概是奥斯汀的同名作改编，这我已无心考证，由于没看过原作，更无从如《色戒》般谈起关于文学作品与其影像化之间的种种关联。只是现在想来，我所理解的影片的主旨或许是“理智永远无法超越情感”。玛丽安被塑造成彻头彻尾的感性化典型，她抛却了理性所指向的世俗戒律，将内心情感无保留的外在化为“激越”的行为，于是爱恋后的狂喜与失恋后的“失魂”交错演绎出立体化的感性直观，也正因为内在的极端感性化，她鄙视Ferrars用波澜不惊的语调读那实际蕴藏着深厚情感的诗作，至于，她最后嫁给一开始完全瞧不上眼的**的事实，也不能用回归理智而解释，如果非得有点理智的成分，那也是以她感情的转向为基础的。也许，对于玛格丽特来说，本就缺少调和理智与情感矛盾的必要。她的姐姐Elinor似乎是与她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她内敛、自持，平和到难以觉察其内心的真实情感，可以说是一种“闷骚”的典范，而当她作为“朋友”向自己深爱的人提供可以使后者与其历史上的婚约对象顺利结合的方法时，这种“闷骚”达到了极致。与其说理智是经过她思维的结果，不如说是她逃避自己感情的借口。当然，这种虚假的掩饰至少有两次在情节中被戳穿了：其一是，她面临病危的妹妹，卧倒在窗前，吻着其双手哭诉，绝望感无需言语；其二则是Ferrars重新回到她生活中时，她那全然不顾淑女形象的失声恸哭，仿佛把理智所压抑的情感一并释放，以至达到了摄人心脾、极具爆发力的程度，是真实的情感的迸发。影片中的男主人公似乎更为理性，Edward Ferrars为了一个五年前的实质上“过期”了的婚约而放弃了他当下所爱，同时也放弃了丰厚的家族遗产，也许将其理解为对上帝承诺的理智的坚守更容易一些，但是，家族遗产难道不是更重要的权衡因素么？或者是“过往的情感”战胜了“当下的理智”（功利的理智），又或许是对神的忠诚和热忱超越了世俗的“理性”罢。至于Willoughby，他最终选择了服从理智，避免让自己陷入忠于情感而带来的经济上的窘迫，但是影片末尾他在山丘上远望教堂中走出的玛格丽特的一幕，以及那一转身所饱含的无奈与怅然，则将其心又暴露在赤裸裸的感性氛围中，是不是情感胜于理智的又一显现呢？

    抑或许，影片的主旨并不在情感与理智孰优孰劣，而是力图真实地展现人作为二者综合体的先在矛盾与抉择中的挣扎，再深一步，坦然接受这决定，无论其最终出于情感，还是理智。（又：貌似我的理解太泛泛，没有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

    关于《家庭三部曲》

    也许是边聊天边看电影导致观影过程极为草率，郎雄在其中三度出演了父亲的家庭伦理系列片似乎没有给与我过多的情感激荡。尤其是本来抱着巨大期待的《饮食男女》，如果不是贯穿影片始终的喜剧效果以及父亲最后上演了“跨代际恋爱”的一幕，似乎过于平淡了。但我并非要从技术角度讨论三部影片的结构、拍摄手法等等，而是惊异于李安对西方文化内核的执著。包括“跨代际”的结合在中国的传统情景中都总是要被拿来细细品评一番的，因为不符合中国人的常理。但是李安似乎还是在努力维持观众的“道德底线”，因此模糊和弱化了这种结合中的“爱情”因素，使得结合更像是出自于“亲情”的考虑，从而“发指指数”也降低了许多。（但是当父亲的二婚舔着大肚子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这种“努力”终于还是决堤了。）

    如果说《喜宴》在疯狂的摩擦与紧张氛围中赤裸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我似乎更喜欢《推手》，也许是后者或多或少还保留着点东方的含蓄美，当然，在提倡西方式的人性的自由与解放的意义上看，二者是相通的，伴随着对传统的坚守和坚守之后的“圆融”。印象颇深的是在《推手》里，父亲对他儿说：“外国人不把孩子当孩子看”（差不多这意思吧…），似乎间接地说，在中国的语境中，孩子就是孩子，老子就是老子，孩子长大以后照顾老子就是天经地义的，所谓“孝”，乃是高于个人情感意识的强制力，我们生来无需太多思考就接受了这一“真理”。但综观实践，似乎“孝”的前提与中国式的父母对孩子的养育的前提类似，即把抛却了“所孝父母”和“所养儿女”的主体性，而把它们视作依附于“我”（或是孝父母之子女，或是养子女之父母）而存在，这纵然也可以解释成生理上“血缘”的精神化表现，但更可能是一种强力意识（道德观念）作用下的必然。在《推手》中，李安还是让西方思维占了上峰，父亲的出走暗指着父亲作为主体的登场——他已经不再是出去溜达着抽根烟就能走丢的老人了。当然，在追求陈太太的方式这类“细枝末节”上，李安还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东方式的含蓄和内敛，从推胖子压倒面板成为接近的借口，到送一幅字画略表心意，似乎对于中国人，只有“曲折”才是美的。再者，小孙子在母亲住院后吵着要吃乳酪通心粉的情节是不是也暗示了在这种跨文化结合的家庭中，如果当代人还在左右摇摆不定中挣扎时，下一代已经默然接受了“西化”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了呢？也许，在这种激烈的冲突中，一方的优胜与凸显是保存人精神完整性以防止分裂的必然要求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