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色·戒》只是张爱玲众多优秀作品中默默无闻的一篇，但自从被李安搬上荧屏之后，却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强烈反响。为什么对它的评价会有如此大的分歧？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为何这样的电影可以获得大奖？在本讲中，曾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黄修己，根据自己多年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为观众解开藏在小说与电影背后的命题：在人类进步的历史中，人难戒的就是各种力量较量后如棋的命运。

分歧来源于对矛盾的不同认识

    回望《色戒》，无论小说还是电影也好，它似乎就是集无数矛盾于一身的矛盾体，王佳芝肩负暗杀任务，却爱上暗杀对象，邝裕民心怀革命理想，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爱的人走向不归。在这些矛盾中，有人看到了烈士爱上汉奸，国家大义抵不上个人情欲、美化特务等等“大逆不道”之形，有人看见了作为拥有七情六欲的人，内心情感的逐渐释放。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鲁迅评红楼梦时说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黄修己说，不同的评价之源于对矛盾不同的认识，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成功的作品往往能够让受众在有限的文字和画面里，读出无穷的延伸，没有争议的作品往往也是淡薄无力，不能发人深省。从这个意义上讲，《色·戒》的成功不言而喻。然而在热闹的纷争后，黄修己也提出，故事背后隐藏着的实为更深刻的悲剧命运，既在《色·戒》每个角色身上，更在张爱玲的身上。

张爱玲清理自己的历史爱就不问值得不值得

    早在1978年，张爱玲数易其稿的《色·戒》在台湾发表的时候，就有台湾作家写文章抨击它，认为这在歌颂汉奸。而一生只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过两次的张爱玲在看到批评后，当即写了一篇题为《羊毛出在羊身上—— —<谈色戒>》的文章进行辩护。

    为何张爱玲对此文如此庇护？为什么她要写这部很有争议的小说？黄修己说：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色·戒》质量一般，在李安未将其编成电影之前，很少有人关注，但正是这部小说，对世人了解张爱玲来说非常重要。黄修己介绍，张爱玲动手写《色·戒》是在1950年至1953年之间，之后她对作品进行了多次修改，直到1978年才发表。张爱玲在事后的一部小说集子的序中讲道：“《色·戒》的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此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并不觉得时间的漫长，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根据序言，我们可以知道，张爱玲对这个故事偏爱有嘉，她其实想通过这一题材，为自己的一段特殊经历做一个总结清理，或者说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黄修己认为。

    “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这是张爱玲的爱情观。黄修己说，张爱玲的爱情和《色·戒》中的故事似有似无地纠缠在一起。抗战时期，张爱玲是上海沦陷区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也正是这个时候，一个汪伪政权的大汉奸胡兰成进入了她的生活。这个人长得一表人才，博闻强识，但天生一个唯我主义者，薄情而且好色，身居高位，且仰慕张爱玲的才华。出于好奇或者其他原因，他主动走近了张爱玲。一直缺少爱情的张爱玲，对于这样一位大人物主动接近自己，受宠若惊，非常感动，于是在不顾对方已有家室和外界的谩骂，甚至还可以和他的情妇同桌吃饭，连人格尊严都可以不顾及的情况下全情投入到大汉奸的怀抱，大汉奸终成了她的第一任丈夫。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都在追查汉奸，一往情深的张爱玲又不顾路途遥远，从上海赶到温州送给丈夫30万元，帮其经香港逃往日本。有人分析，张爱玲的种种举动和其家庭、个性深有渊源，因为她在家庭里地位卑微，长相一般，缺少社交和正常人应该有的爱情生活，爱钱爱出名，对权势的崇拜都令她做出了如此的决策。

    虽然身为大汉奸的妻子，但是张爱玲心里还是有着一份良知和是非感，为了和大汉奸结婚，张爱玲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她也曾多次拒绝了日本方面的邀请出席有关活动。1947年，张爱玲给自己的第一任丈夫写了最后一封告别信。

李安读懂张爱玲历史发展中人的命运如棋

    “李安读懂了张爱玲，张爱钱爱名，小说里王佳芝在名利面前也表现出了虚荣心；张崇拜着胡兰成的权力和势力，王佳芝也在易先生的权势里逐渐陶醉；张的爱情和性是备受压抑的，小说里便有了‘通过女人心里的通道是阴道’的露骨话语。李安说这是张爱玲的忏悔之作，但我却觉得这是她的辩护作品。但李安在其中加入了人性的悲剧元素，反映了战争、革命、集体主义等二十世纪的关键词对人性的压抑。影片中所有角色的人生都是一场悲剧。”黄修己说，电影《色·戒》突出表现了人的生存环境：电影开头第一个镜头就是一只凶恶的警犬，接着就是特务巡逻，后来不断出现马路上的特务和来回走动的警犬。紧张，压抑，一切都在表现当时人的恶劣生存环境。进而传递出：在如此环境下，人性已被扭曲。

    “电影里所有的角色都带有悲剧色彩的，易先生最为突出，他不相信任何人，整天生活在高度紧张之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在他那里都变了味。”黄修己说，在片中易是强者，可是我们分明看到，他的心中充满恐惧，他没有真正的朋友，他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除去他和王在一起的日子，看不出他有任何一点点的快乐，只有和王在一起时他才恢复了人性，感到了自己是“存在”的，但最终命运还是安排他亲手毁掉她心爱的人。电影特地用了一张挂在易先生办公室里的一张旧照片。那是一张易先生年轻时候的照片，照片上身穿军装的他英气勃勃。可以想象，当初易先生也可能是一个热血青年。如果不是历史发展的问题，他不会去干特务。他被推向深渊后，在非常可怕的特务生涯里头，他的灵魂受到了腐蚀，变得很可怕，非常孤独。

    黄修己认为，这一切是谁造成的，除了个人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历史造成的。“李安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如何看待历史，它已超越了政治分野的认知层面。以往我们看电影或者评价人物，往往是从一个政治符号出发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革命者，谁是反革命者。而实际上，易先生和王佳芝都是历史的受难者和牺牲品。推而广之，在那样一个人性被压抑的年代里，无论是地下工作者还是汉奸，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大学生，都是历史的受难者和牺牲品。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而至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黄修己认为，“《色·戒》可以说完全解构了这样一种历史观念：不论是张爱玲也好，李安也罢，他们看到了历史发展中，人往往就是各种力量较量中的棋盘上的棋子，有人牺牲，有人保存，有人浴血奋战，有人坐享其成。历史总免不了这样，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向前。”